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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准。”杨震道，“传令李定国：授‘川东招讨副使’，可便宜行事。凡愿降者，一律不究；顽抗者，严惩不贷。但要记住——少杀人，多劝降。川中元气已伤，不能再流血了。”

    他又问起玄青道长。

    “玄青道长在川西已联络义军三万，控制十余州县。”刘文秀呈上密报，“道长建议，待我军西进时，他们在成都起事，南北夹击。”

    杨震眼睛一亮：“好！告诉道长，继续潜伏，等待信号。另外，请道长选派懂农事、医道之人，先到已收复的州县，教授番薯种植、防治疫病。我们要让百姓看到，王师来了，不仅带来刀兵，更带来活路。”

    议事毕，杨震独坐堂中，提笔给朱炎写捷报。写至一半，他忽然停笔，想起战死的将士，想起江津城下堆积如山的尸体。

    战争远未结束。张献忠还在重庆，清军还在江北，江南士绅还在观望，海上强敌还在虎视眈眈。

    但至少，这一战赢了。川东门户已开，新政的旗帜，终于插在了长江上游。

    八月廿五，南京。

    朱炎接到江津捷报时，正在格物院观看新式“开花弹”试射。这种炮弹内装火药和铁片，落地后爆炸，威力惊人。

    “好！”他看完捷报，难得露出笑容，“杨震、刘文秀立了大功。李定国反正，更是意外之喜。川东局面，打开了。”

    徐光启抚须笑道：“此乃天佑大明。张献忠暴虐，其子尚且不忍，何况百姓？川中收复，指日可待。”

    “但不能急。”朱炎冷静道，“传令杨震：巩固现有地盘，推行新政，收拢民心。重庆可缓图，待根基稳固，再一鼓作气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另，以监国名义，授李定国‘昭毅将军’，刘文秀加‘太子少保’。有功必赏，这是规矩。”

    周文柏记下，又禀报：“国公，秋收已毕，各府县正在征收田赋。但有些地方官吏趁机加派，百姓怨声。”

    “查！”朱炎神色转冷，“令都察院、镇抚司联合巡查，凡有加派者，一律革职查办，追缴赃款，返还百姓。告诉那些官吏：朝廷的新政，是要轻徭薄赋，不是让他们中饱私囊！”

    他想起一事：“粮券推行如何？”

    “已发行八百万两，兑付六百万两。”王瑾道，“粮价稳定，百姓满意。但有些商人开始囤积粮券，疑似操控价格。”

    “设限。”朱炎果断道，“每人每月购券不得超过百两，商号不得超过千两。凡囤积居奇者，罚没所得。另外，官仓开始平价售粮，让粮商无利可图。”

    处理完内政，朱炎问起海上情况。

    猴子禀报：“郑森将军与荷兰人达成新协议：荷兰人可用火炮、造船技术交换茶叶、瓷器专营权。但郑将军请示，是否允许荷兰人在台湾筑城？”

    “不准。”朱炎斩钉截铁，“台湾乃大明疆土，一寸不让。告诉荷兰人：贸易可以，驻军不行。若敢强占，水师必击之。”

    他走到巨幅地图前，手指从南京划到厦门，又划到台湾：“海疆之事，关乎国运。我们现在力量不足，但不能退让。郑森的水师要加紧训练，新式战船要加快建造。待平定陆上，必收台湾！”

    众人凛然。这位豫国公的眼光，已看到数年之后。

    九月初一，重庆。

    张献忠躺在新建的皇宫中，病情渐重。这位曾经的“大西皇帝”，如今须发皆白，眼窝深陷，再不见当年的豪气。

    汪兆龄侍立榻前，低声禀报：“陛下，李定国已据涪陵，打出‘川人救川’旗号，川东诸县纷纷响应。杨震在江津整顿兵马，似有西进之意。”

    “咳咳……”张献忠剧烈咳嗽，“逆子……都是逆子！”他抓住汪兆龄的手，“丞相，朕……朕还有多少兵马？”

    “尚有五万余，但军心不稳。不少将领暗中与明军联络……”

    “杀！”张献忠眼中闪过凶光，“都给朕杀了！朕宁可……宁可带着川中一起死，也不便宜朱炎那个小儿！”

    汪兆龄心中发寒。他跟随张献忠多年，深知这位主子的脾气——自己得不到的，宁可毁掉。

    “陛下息怒，保重龙体要紧。”他劝道，“如今之计，或可……或可与明军议和？只要保住川中，将来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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